廖美泉：班房奇遇

┃Personal History

坐牢

的日子

班房奇遇

© 廖美泉／文

　　农场之所以叫农场，就是因为土地多。不说别的，单说收工吃饭，就得靠升旗告示，仅用敲钟那远处劳动的农工是无法听见的。这天是1964年12月17日上午，按规定午饭开饭时间是11时30分，奇怪的是10时半队部就升旗了。当时我正和王万松（原系湖北大学右派学生，现为黄石高级律师）等在很远的水稻田里开沟，望见旗子，不知谁在自嘲说：“肚子早唱‘空城计’了，是哪位大人开恩，让我们早填饱肚子不说，还要占便宜多休息一个小时。”而我却凭着长期挨整挨斗孕育出来的敏感，把这早升旗和自己联系起来，就对老王说：“说不定我们‘拜拜’了。”王万松回答：“大会斗你才几天，还要送市里批捕，根据他们的办事效率不会这么快。”我说：“这些人学‘千万不要忘记’可是学到家了，切莫小看。不过，我倒真希望早日离开这个地方，换个新环境。”一回队部，只见杀气腾腾，那些民兵早已荷枪实弹，我立即警惕起来，连饭也不去买，就找绳子捆被子。这时，那位姓康（化名）的民警走拢来说：“你这个家伙，谁叫你捆被子？”事已至此，还有什么顾虑，我对他说：“我们的戏已经演完了，在这场演出中，我是个悲剧演员，而你也是个不称职的导演。”他脸色很难看，也许在这块天地里，从来没人敢这般顶撞过他，但他又不能动手打我，只好气呼呼地走到屋外监视着我。被子捆好后，我才去买饭，沿途我看见许多奇异的目光，这目光我在被打成右派时见过。吃饭时我在想还遗忘什么没有？想起我的钢笔很久没用了，得吸笔水，等会好在逮捕证上签字。批斗大会开始后，照例是一片口号声，签字时我看了我的罪名是“不认罪服管”，心里也就放心了。康某问我有么要说的？我抽出钢笔说：“我刚吸了一笔墨水，就是为了来签字的。”送我到江边的是两个平时比较熟悉的民兵，上小木船时他们对我说：“你千万别有么想不通的过激行动，否则我们交不了差。”言外之意是怕我从小木船上跳了江。我冷笑了一声说：“二位放心，要死我早死了。我敢预言，我们还会见面的，只不过那时将是另一个场合罢了。”这时，康某骑自行车赶来了，他恶狠狠地对我说：“就凭你那句‘中国的阶级斗争有人为成分’恶毒攻击阶级斗争学说的反动言论，加上历史上是右派，最少也得判5年，如果你坦白得好，也许可以减两年。”船离岸后，我望着那大浪淘沙的东去长江水，在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：无产阶级镇压反革命的宝剑是无比强大和锋利的。正是由于强大和锋利，因而在使用时必须是极其严肃和慎重的，如果伤及一个不应该伤害的人，即使是华佗再世，也是诊不好的。回顾中国革命历史，这方面的教训是太多了，同时也想到我自己，比起那些有丰功伟绩的“屈死鬼”，又算得了什么？（两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更证实了这一点）这正如德国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的著名作家沃尔夫在他的长篇名著《两人在边境》中写的：“政治就是一双七、八里路长的大皮靴，摸不到底，它走过的地方，尽是血迹斑斑。”古往今来，每一座政治大厦底下，该埋葬了多少不该死的“孤魂野鬼”？而那些自恃剑法高明、恣意弄剑者。弄多了，玩久了，自伤手足的事，也是屡见不鲜的。这么一想，倒豁然了。一进班房，送来一碗饭，我一口气吃个精光。号子里的人都很奇怪，他们哪里知道，我已经是“二进宫”了。

一

　　12月30日，监狱为实行人道主义，允许每个犯人用内部流通券买一斤冻猪肉做的红烧肉（入狱后按监规犯人身上的人民币都换成了流通券），卖到最后还多几斤，售票人是管牢房的胡子香，对于一年吃不上几餐肉的坐牢的人来说，营养太重要了，我也挤上前去想多买一份，一时间，铁门里伸出了十几只手，而胡子香却撇开众人，把我的3元钱接下来了，这使其他人十分诧异，其实只有我心中明白。我认识胡子香十来年了，那时他是赵勃市长的通讯员，赵勃同志是在作报告时倒在讲台上的好领导，是累死的。1960年，报纸停了几个月的刊，我因为在文工团搞过灯光，市委正差电工，就调到市委当电工了。这时胡子香在收发室当机要收发，电工房和收发室很近，我们接触多起来，他虽然书读得少，但象棋下得忒好，我总有这种感觉：凡是象棋下得好的人，思维都是很敏捷的。加上我也爱下棋，日子一长，两人成了好朋友，敞开心扉之后，我才知道他的曲折人生。他是大冶还地桥人，从小失去双亲，兄弟俩跟随叔叔婶婶长大，1949年5月大冶解放了，在一次偶然事件中，胡子香吃了官司，解放军救了他的命，并把他带到黄石，开始他在公安局当勤杂工，由于工作积极肯干，一有空就学文化，入了团后调市府当了市长的警卫员。1958年提干后，到市委搞机要收发。
　　1961年是我国经济最困难时期，干部口粮每月只有27斤，每人每月只有4两肉票，家家饿肚子，肝炎、浮肿处处可见。我算幸运的，吃的电工指标，每月33斤。市委为了解决干部肚子问题，就在轮胎厂后面的青山湖边开了几十亩荒地，请来几个菜农教干部们种菜，干部们都积极参加劳动，因为除了中餐可以瓜菜代（即在米饭里加上很多南瓜等菜肴），好好饱一餐肚子外，还可以每天补助半斤粮票。7月的一天下午，我和胡子香、叶荫3人拖粪，我在中间掌把，他俩拉边绳，走到黄棉建设工地时，路中间有个大水坑，迎面来了一辆民工拖的满载碎石的板车，双方让道时，对方的车把撞了胡子香的腹部，他当即蹲下来叫痛，我把他抱到路边，只见他痛得大汗淋漓，我拨开他的眼皮一看，吓了一跳，原来瞳孔已经放大。正巧路边有个修理铺，我借了辆三轮车，抱他上车，蹬着就跑，胡子香忙喊：“受不了！”我急忙停下来，又顺着工地上的临时电话线，找到一个有电话的工地办公室，打电话到市委要车，结果家里没车，我说救命要紧，就把大冶铁矿陈书记到市委来开会的吉普车借了，火速把胡子香送到了市二医院，经透视后，医生说肠子没有内出血，吃了几片止痛药，就让他在病床上躺下，我在床边为他揩洗，可胡子香仍然痛得汗直滴。他忍痛对我说：“你快打个电话王宝楹副市长，就说我伤了，请他快来。”王是解放前留学德国的外科专家，全省有名，电话一通，他刚从铁山回来，连汗都没洗，只一刻钟就到了。马上再次把胡送进透视室，自己亲自检查，很严肃地对身边医生说：“是内出血。快送手术室动手术。多危险，再隔一刻钟人就没救了。”我在一旁庆幸胡子香有救，更为这位头发花白的党外专家的救死扶伤精神所折服。事后我才知道，赵勃很尊重王宝楹，因此，胡常在王家走动，王也很喜欢胡的诚实和肯干，因而有很深的感情。半个月后，胡子香出院了，他借了两份肉票再加上自家当月的肉票，煨了一大罐汤，把我拉到他家吃饭，给我敬了一杯酒说：“我这条命是你救的，我永远感激你。”也就是这次奇遇，我在狱中很多事都受到了他的保护，如有次允许我到保管室拿衣服，我顺便把《电工手册》带进了班房，按规定这是违反监规的，即使后来查房时被发现收缴了，也没有惩罚我，而我却能够在那微弱的灯光下，读了几个月的电工理论，直到今天一些家用电器坏了，我仍能动手修理。

二

　　另一次奇遇发生在1964年12月31日，这天傍晚，铁门“乒”地开了，送进来一个手抱被子的老人，班房里的气氛使老人惊魂不定，他痴呆地站了几分钟，连被子都忘记放下来。我定睛一看原来是市工人电影院的龚必正老师，就连忙上前帮他接过被子，然后在我的铺位旁插了个档。关于老人我是比较了解的：他是湖南长沙市人，早年曾在杭州华东美专读过书，是李苦禅大师的学生，后来一直从教，抗日时期曾在国民党军队里混过，爱人罗正雅是大冶技校的体育老师，五十年代时，她就近50岁了，可是无论冬天多冷，罗老师都穿一件短袖球衫，成了当时黄石街上的一道风景线。解放后，他们把4个孩子（两男两女）都送进了解放军，而且都成了军官。龚老则由湖北省文联介绍到黄石工人电影院专画电影广告，1957年也划为右派，只不过当时他已年近六旬，加上电影院工作需要，没有到农场劳动。前几年有次遇见他，他还高兴地告诉我，这次到某海军基地去住了一个多月，因为二女婿是海军司令员的秘书。这次不知为什么又撞上枪口上了。经过两天交谈，得知他是以现行反革命罪抓进来的，罪行是他在画刘少奇主席出访东南亚四国时，把刘的鼻子画歪了，是“有意丑化领袖形象”，是“罪该万死”的现形反革命分子。
　　我问他：“你是不是把像上的鼻子画歪了？”
　　“在我的记忆里没有这回事。”
　　“那么那幅画呢？”
　　“早毁了。”
　　“凭什么定的案？”
　　“凭我的交待呀！”
　　“那你为什么要承认？”
　　“不承认过不了关。检举我的积极分子说，只要我承认了就没事。也不挨斗了。谁知竟成了现行反革命？”
　　我望着这位和我的父亲同龄的忠厚老人，心中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。就正言告诉他：“事已至此，后悔也来不及了。你记住，这里毕竟是政法机关，办案是比较实事求是的，因此，你在提审时必须要如实交待，再不能自欺欺人了。”
　　“我方寸已乱，要我重写材料，我也无法再写。”
　　“别急，待我来想办法。”
　　“这里生活太苦，罗老师又去大连女儿那里去了，没人送东西，日子一长，拖也拖死了。”
　　“暂时不要紧，胡子香照顾卖给我的3斤红烧肉还没吃，现在是‘二九’天，坏不了，你就每餐放两块在饭里补身子吧。”
　　“你自己呢？”
　　“我年轻打得住。”
　　一连几天，我都在考虑如何帮他写材料的事，据我所知，老人解放后画的领袖像少说也有几百张，黄石市主要场所挂的大幅领袖画像多出自他的手，从未出过问题。为什么这张像竟成了反革命？这不是冤案又是什么！？但当我想好翻案理由后，一个新问题来了：狱中既无纸又无笔，到哪里去写？这时我想到隔壁有间空号子是专门供犯人写材料的，那里有桌子和笔墨，我也曾写过一回，但是管理很严，进去时给你几张纸，出来时就得交回几张，即使写废了，也要交出废纸。这天开罢早饭，我向管理员胡子香报告，要求写材料，他问我写么材料？我回答写检举材料。一会儿，他把我关进了小号子，给了我3张纸，我等他走后，急忙掏出早已准备好的卫生纸，迅速把我的腹稿一气呵成。幸好那时的卫生纸是16开的草纸，要是像如今的吸水性强的纸就写不成了。内容主要从当时的画面结构、粉画反光特点、刘主席本人鼻子较高及自己画像经历、家庭情况、个人出身等方面来说明不可能画歪了鼻子，更不可能有意丑化领袖形象。至于我写检举材料的事，就把农场几个专门爱打小报告伤害同类的家伙的一些言行写了两页，草草交差。第2天，龚老主动要求写材料，就把我写的材料照抄了。第4天提审他时，也算他走运，审讯员是刘仁寿（即我在《正果》里写的那位正直的共产党员），他回号子后对我说：“审讯员说已看过我写的材料，说我态度很好。”老人从入狱以来，晚上总是失眠，这一夜，我察觉到是他破例地睡熟了。他还口占了一首诗送我：缧绁相值，慰我实多；互抚往事，诸历坎坷……（以下记不起来了）我也送了他一首，现只记得后面的4句：……失眠挨黑夜，风雨话黄昏；他日重逢时，一如侍楦椿。没隔几天，胡子香提审我，原来是同号子的犯人检举我和龚老之间过于亲密，连肉都给他吃了的事，我如实地告诉了胡子香，从他的目光中，我看到了一丝赞许。而我却在暗忖：这共产党也真够伟大的，抓进来的大都是坏东西。
　　第二天，龚老调到隔壁号子去了，我觉得这很正常，因为我们同属政治犯，虽不同案，但应隔离为好，而老人却有些依依不舍。后来，我做了一副象棋给他，这副棋里面是把草纸包成小方块，外边再用旧衬衣撕下的白布包好，上面的字则是用旧袜子抽出的红、黑线和着饭搓好后贴在布上，每个人的饭都不够吃，因此每逢做棋时，大家就一人捐一砣饭。我趁早晨放风时天还未大亮，丢在他们号子门口，然后对着风门喊一声：龚老，门口有象棋。因为此时犯人们都站在门边，听得很清楚。下午放风时，门外传来一声：象棋收到了。
　　关于我的案情，我是据理力争的，其实有些东西不值一驳，如我给青工们讲三打祝家庄的故事，他们上纲为宣扬“封资修”，腐蚀青年，推行和平演变。我在审讯中只是引用了毛主席在《实践论》里一句话，就不攻自破了，毛主席说：“《水浒传》上有很多辩证唯物主义的故事，这个三打祝家庄是其中最好的一个”。然而，关于“中国的阶级斗争有人为成份”这句话，却是无法辩解的。刘审讯员问我：“这个观点是怎样形成的？”我直爽地回答：“是从我的亲身经历，经过痛苦的思索总结出来的。”他沉默了半晌，然后说；“这是恶毒攻击毛主席阶级斗争学说的言论，你必须深刻认识、彻底批判。”回号子后，我反复推敲这句话和刘的态度，发觉这是他给我指了一条路，我必须策略对待，不管思想通不通，都要加以批判，切莫辜负了他一番苦心。于是按他的指点，我先后写了两次自我批判材料，无非是上纲上线痛骂自己一番。这是我一生中说的最大的假话，也是一生中最大的内疚。10月6日，在我关押了294天后，我又被押回了江北农场，望着那阡陌的田园，我想起了刘禹锡的诗句：前度刘郎今又来。直到20多年后我才知道，刘仁寿对我的结论是：属于思想范畴问题，而在“三长”会议上，素不相识的检察长杨丽川力排众议，强调没有现行活动，不能判刑。而那位康某却感到面子上太难看，硬是给我戴上顶反革命帽子，于是我在国家专政的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五类分子中，拥有了两顶帽子，冬天再也不怕冷了。11月底龚老捎信我，说他已无罪开释了，我听后心情很激动，暗自品味马克思与他女儿的那段对话。
　　伊诺娜：什么是世界上最大的痛苦？
　　马克思：屈服。
　　伊诺娜：什么是世界上最大的幸福？
　　马克思：斗争。
　　伊诺娜：什么是你的座右铭？
　　马克思：怀疑一切。
　　是的，这就是真理。正如曹禺在多幕话剧《胆剑篇》里写的：“千古胜负在于理，一时强弱在于力。”
　　时光老人把我们带进了改革开放年代。故事的主人发生了位移。龚老落实了政策，是黄石第一批高级知识分子，办了退休手续，1981年市里盖了第一幢高知楼，分了他一户。只是罗老师已去世，他常往来于黄石、长沙之间，活了90多岁高龄才离世。胡子香已在司法局退休，我们一见面，总有说不完的话，我曾把此稿初稿给他过目，他看后很有感触，并给我讲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：1968年7月的一天，他在黄石监狱接收犯罪分子时，下陆区有个怀孕5个月的孕妇，案情是1967年除夕那天，她的患有脑病的7岁女儿在床上屙了一床屎，天又下雨，洗了又不能干，就把孩子屁股打了几巴掌，吃年饭时，她丈夫去叫女孩，发现已经死亡，夫妻俩一边痛哭，一边商量后事，就把孩子悄悄埋葬了，这事让造反派知道后，要他们从土里挖出小棺材，并抱着棺材游街。胡子香连忙找出公安部有关孕妇一般不宜拘押的文件，赶到军代表那里请示，并把文件给那位领导看，这位头头却说，关起来再说。胡子香当即回答：“我们是政法机关，要严格执行党的政策，该关押20年的一天也不能少，不该关押的一个小时也不能关押。”3天后，他接到了调令，调他到农村去工作，直到一年多后才回市。他说，那年月那有理讲啊，比起你们来，我算是最幸运的了。而那位康某倒真的当了官，也许是观念的转变，也许是良心的萌发，1984年他给我的顶头上司——市委宣传部长说，廖美泉的反革命帽子，是我硬性给他戴上的，我很对不起他。1988年2月1日，我上夜班在家中睡觉，他要办公室主任、我的一位好朋友来接我去吃饭，席间，他为我和他自己各斟满了3杯酒说：“喝完这酒，我们之间的事就了了。”我苦笑着说：“不喝酒也了了。我是不会喝酒的人，既然如此，我就咬牙喝一杯吧。”一笑中泯了恩仇。最有意思的是那两位押送我的民兵，有天在一家餐馆见面了，我向他俩敬酒，他们说，你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我说，当时我要真的像二位设想的跳了长江，今天也见不到面了。

　　本文选自《歪瓜正果》，廖美泉／著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，2003年12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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